《曾国藩家书》在各大书店常常畅销，广泛陈列，有的书籍封面标榜其为“中国最后的圣人”或“半个圣人”。然而，范文澜的《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》却鲜有人知。曾国藩究竟是怎样的人物？他虽不贪财、不好色，提拔人才时没有嫉妒心，他的幕僚遍布清末官场，许多人后来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。在18个省中，有13个省的一把手均出自他麾下，以及涉及科技与教育的重要人物。而在湘军内部，二品总兵的衔位就有两万名，品级更高的提督达八千，每个人都有当官的机会。自五代十国之后，武将的传承已经被文官所取代，虽然文人门第精通琴棋书画，却常常因缺乏战斗能力而导致国家惨败。曾国藩带来了不同的作战理论，强调后勤保障和坚固的防线，通过持续消耗对手的有生力量，竟逆转战争局势。因此，在历朝历代的体制内，曾国藩是被视作一个理想化的人物。他的非凡才干不仅值得他人学习，更体现在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战将之一。

在历代王朝倾覆之际，官军面对农民军往往处于劣势，屡屡败北，最后的结果是满大街的尸首和散落的肢体。而曾国藩则在同样的国难之中，逆袭了悲剧命运，毅然决然地与广西义军展开斗争，稳扎稳打，将其势力逐渐压制，最终制定出东西两线战略。即便在与敌军的恶战中，他也从未考虑亲王之事，始终深耕长江流域，并赢得了胜利的果实。如果岳飞也拥有曾国藩那样的战略眼光，他将如何能够被金朝阻挠。曾国藩超越了传统道德的束缚，是名副其实的现代人。他打破了古老的伦理，建立了一套超越善恶的全新价值体系，令他如同尼采笔下的超人，从小仁政到大仁政实现了飞跃。

他的卓越之处是有效应对了人口问题，帮助清朝延续了数十载。他成为19世纪首个解决“马尔萨斯陷阱”危机的人，并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理论——“让民众更惧怕我而非敌贼”。在明朝时期，流民的肆虐已然存在，民众因生存所迫被迫投靠贼寇，导致政权崩溃。而崇祯则心存怜悯，不加以打击流民，最终导致反叛。所以，曾国藩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，预防性地进行残酷的屠杀，将敌人视作贼寇，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文明。曾国藩虽然无法解决整体的生存问题，但可以确保乞食者的主要基数减少。

曾国藩所具备的学识和素养，与那些不务正业的八旗子弟相比，可谓是天壤之别。他深厚的儒学修养让他在面对广西义军时，视其为剿匪与历史上其他剿匪行动没有本质区别，而他麾下的湘军士兵斗争的动机也无非是为了谋生，与历史上许多士兵相似。因此，曾国藩及其湘军虽在表象上可能被视作“满清走狗”，实际上也在利用清朝的权势。清朝并未从中获利最多，而是湘军自身的势力获得了最大的收益。

湘军带回了大量物资，改善了整个湖南的经济，带来了其后的风起云涌的发展。湖南在缺乏港口和原始资本的情况下，因太平天国的动荡而崛起，湘军的“融资”不仅让湖南迅速发展，也为其带来了众多的人才和资源。湖南一带的现代资本积累，与湘军在江浙沪的征战息息相关，至于其运作方式，则宜查阅历史。湖南的俗语“打开南京”便是形象的比喻，意味著一夜暴富的景象，指责挥霍无度或是玩乐享受，正是再现了湘军带回的财富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。